【摘要】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在教学中如何客观、合理地解析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就成为了一大教学难点。本文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试着剖析一下，力图让读者对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有一种真实的感受和理解。
【关键词】唯物史观、太平天国运动、农民阶级局限性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虽然没有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它彻底搅乱了近代中国的政局，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重要影响。作为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中国“最后一个农民起义政权”，其演进和失败都深深打下了农民阶级的烙印。众所周知，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在教学中如何客观、合理地解析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就成为了一大教学难点。本文拟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试着剖析一下，力图让读者对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有一种真实的感受和理解。
唯物史观是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之一，也是我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指导实践活动的理论依据。让学生学会运用唯物史观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是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任务之一。那么，何谓“唯物史观”呢？唯物史观又叫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中指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这就是明确的唯物史观的定义。具体说来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包括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社会形态理论、社会历史发展动力、人的本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等七个方面。
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来解析太平天国的阶级局限性？下面笔者就此进行论述，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革命纲领体现阶级局限性
传统的观点把1853年的《天朝田亩制度》和1859年的《资政新篇》分别作为太平天国运动前期和后期的革命纲领。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要谈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明白什么是“纲领”？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所谓“纲领”指的是“政府、政党、社团根据自己在一定时期内的任务而规定的奋斗目标和行动步骤”。照此推理，“纲领”应该是贯穿于太平天国运动之中，成为指导其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步骤才行。从时间上看，《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都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1851年有一定差距。从内容上看，《天朝田亩制度》的主要内容是按人口平均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但这一政策最后不得不演变为“照旧交粮纳税”，也就是说“平均土地”在革命实践中沦为一句空话。此外，在太平天国的文件中很少提到《天朝田亩制度》，发行更少，这就让人对其革命纲领的地位很难信服。再说《资政新篇》，就其内容来说，根本就不是农民阶级斗争的产物，“只不过为19世纪中国的社会思想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资料”。
那么，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到底是什么？太平天国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崔之清教授认为“废除偶像，崇拜上帝；诛灭妖朝，创建新朝”才是真正的革命纲领。崔教授指出，这个政教合一的纲领被写进太平天国的各种文书中，太平天国从上到下对这个纲领的认识是比较明确的，这是太平军团结战斗的政治基础和奋斗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贯穿于整个运动的全过程。如此说来，笔者比较认同崔教授的这个观点，在教学中大胆采用这种观点，学生听了比较信服，效果不错。
革命纲领体现出一场运动的斗争目标，先进的革命纲领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1850年世界是民主化、工业化之潮流，而在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里，我们看不到一点时代进步的东西，反而看到是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领袖们如何夺取政权，成为新王朝的主人。所以，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不过是号召穷苦农民起来推翻清王朝，另立一个新王朝的旗帜而已。因此，从革命纲领来看，明显体现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
二、政权运行彰显阶级局限性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政权迅速封建化。首先，在起义时宣扬天下大同，男女平等，好像体现出解放妇女的意味。然而，实际上太平天国对妇女的禁锢比清王朝还要厉害。定都天京后，洪秀全的天王府全部改用女人，无论是生活起居还是日常体力劳动，都由女人完成，而且禁止她们与外界联系。有学者研究，洪秀全娶了90多个老婆，比当时的清朝皇帝还要多得多。洪秀全写的《天父诗》，“第十七：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第一百十六：天兄耶稣在石头脚下凡圣旨——天兄曰：咁多小婶（洪秀全的妾）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云中雪飞（砍头）”。在1853年正月二十八日颁布《严别男女整肃后宫诏》，诏曰：“咨尔臣工，当别男女。男理外事，内非所宜闻；女理内事，外非所宜闻。朕故特诏，继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内言永不准出。……后宫为治化之原，宫城为风俗之本，朕非好为严别，诚体天父天兄圣旨，斩邪留正，有偶不如此，亦断断不得也。”可见，作为人间天王的洪秀全对女人行的事，比古代帝王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继续沿用三纲五常的礼教。“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王独操威柄，谗邪遁九渊”。这与封建帝王没有两样。
最后，体现为森严的等级制度。“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东王驾出，如各官兵士回避不及，当跪于道旁，如敢对面行走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于是乎“天下男子的兄弟之情和天下女子的姊妹之情，已经被忘得干干净净了。小农向往平等，但又常常造成不平等”。
农民阶级由于受压迫太深，他们需要翻身做主人，但是如果没有正确的纲领作指导，即使翻身了又会变成压迫别人的新统治阶级。
三、精神文化隐含阶级局限性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领导集体所展现出来的精神文化层面大致有三种重要的思想来源。一是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众所周知，洪秀全科举不顺，只考中了个秀才，在心灰意冷之际，得到中国传教士梁发的《劝世良言》，后又拜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习基督教达三个多月。期间了解了一些《圣经》中的说法，逐渐形成了洪秀全自己的宗教思想。这种思想明显地体现在《天条书》里，如第六条“不好杀人害人——诗曰：天下一家皆兄弟，岂容残杀害群生，成形赋性皆天授，各自相安享太平”；第七条“不好奸邪淫乱——诗曰：邪淫最是恶之魁，变怪成妖甚可哀。欲享天堂真实福，须从克己苦修来”。这些都明显的体现出洪秀全受到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
二是来自中国民间的宗教观念和儒释道观念。恩格斯说：“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洪秀全在《太平天日》里写到了“三十三日”、“十八重地狱”、“阎罗妖”、“东海龙妖”等斩妖除魔的场景，完全透露出佛道及民间宗教之思想观念。洪秀全本身就是个读书人，儒家思想对他有很深的影响。为了宣传自己的拜上帝教，洪秀全将儒家经典改为基督教的一些东西。如《孟子·离娄下》中，孟子曰：“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到了洪秀全这里，就改成了“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事上帝”。这样洪秀全就将西方的上帝和中国人信奉的儒家经典中的至高无上的神结合在一起了。又如，在《原道醒世训》中就有对大同社会的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奸邪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完全是照搬儒家的思想。此外，太平天国在制度建设方面也具有明显的儒家《周礼》的思想。“设官等级，朝内由军师下递至将军，地方由钦命总制下递至两司马，内外一气相含。”
三是来自民间的反清意识。“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岁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什，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夫中国，首也，胡虏，足也，中国，神州也，胡虏，妖人也”，把满清看作妖人，从而打出了推翻满清统治的旗号。
而环顾世界，西方民主科学思想已蔚然成风，日益成为推动欧美社会进步的两大法宝，而中国时人认识到这一点的寥寥无几，更不用说以洪秀全为代表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农民阶级了。文化的深度决定了眼界的高度，农民阶级没有及时接受西方先进的民主科学思想，而只是将宗教的、儒家的东西拿来作为推翻清王朝的思想工具，这与中国古代历代农民起义军的做法没有本质性区别。
四、时代特色铸就阶级局限性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清朝自康乾盛世以至道光咸丰年间，经济生活全凭着土地的自然生产力，而使用的工具始终停留在铁犁牛耕的水平上，即使有改良，也是细枝末节，没有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因此，我们直至19世纪四五十年代仍然徘徊在农耕经济的道路上，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在这种相对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小农经济自然就成为整个国家经济的主体。这种情况反映到上层建筑层面，就形成了我国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更为主要的是清朝入关以后，一直沿用这种传统的政策，没有重视工商业的管理，更别说像西方那样形成征收商业税的制度了。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先来分析两组数据：
从这两组数据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顺治至道光时期人口猛增过亿，最高时突破4亿，但是土地垦殖面积增长相对缓慢，甚至在道光年间土地面积还有大幅度减少的情况。这就使得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并且成为一系列社会矛盾的总的根源。如何才能解决人地矛盾呢？
我们可以设想这么几种途径：（1）千方百计增加粮食产量；（2）控制人口增长；（3）大力发展工商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一种途径时人已经做得很好了，通过改进生产工具、育苗、施肥、灌溉等措施，使地力发挥到了极致，但仍然没有解决问题。第二种途径有人控和天控两种。所谓天控就是指的天灾，如水灾、旱灾、蝗灾、地震等是人口急剧下降。所谓人控就是指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加以调节。例如增加人头税等，限制人口增长。人控的另外一层意思指的是人祸，比如上表当中嘉庆六年人口锐减的原因主要在于白莲教起义造成的连年战争。天灾人祸是不可控的因素，而国家政策恰恰是可控的因素。当时基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医疗条件，不可能像我们现在一样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要知道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清朝的实际情况是，自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制度，“丁随地起”，无田的人不用纳税，这样就放宽了对人口的限制，于是必然带来两种影响：一种是为了增加收入，就要多增加劳动力，于是乎人口迅速增加，这在上表数据中已经显露无疑，这里就不在赘述了；另外一种是当人口数量增加到超过家庭所能承担的经济能力时，这部分多余的人口变成了家庭的累赘了。如何安置这部分人就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政策来加以调节。但是清王朝仍然奉行崇本抑末的政策，这样就阻碍了这些剩余人口向工商业领域的自然流动。这样做的后果必然不利于解决本已严重的人地矛盾。第三种途径倒是一个好办法，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就是吸纳多余劳动力的过程，但在当时的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
正是由于经济基础这样的时代背景，注定太平天国不可能摆脱前人的窠臼，因为“在新的生产方式还没有出现之前，他们不可能单凭自己的力量找到一条取代封建制度的出路”。